1967年7月26日，北京的京西宾馆内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一场扩大会议上发言。此时，现场气氛愈发紧张，批评声不断，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了他的老上司徐向前。面对这样的攻击，陈再道并没有选择沉默，反而站起来质问：“难道要说我有问题，就不能拿出人来反驳吗？总得有会议和事实才能说话吧？”他的话虽然不悦耳，但正是他的个性所致。他是一位经历过无数战斗洗礼的将领，在战场上敢于承担责任，处理事务时向来直言不讳。正因如此，他的人生经历过多次风潮，曾被重用也遭受过磨难。

陈再道年轻时在第二野战军逐渐崭露头角，与陈赓、陈锡联并称为“三陈”。虽然他们在作战能力上不相上下，但性格各异，尤其是陈再道十分直率。面对让他不快的事情，他总会当场表达意见，不顾他人的耳朵。1958年左右，农村频频传出粮食“高产”的消息，报道的数字越来越离谱。对此，身为农家出身的陈再道感到十分不安。他深知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、肥料和气候配合，不可能仅靠几句口号便能实现大幅增产。会议上，他直言：“我们家祖祖辈辈务农，这些所谓的产量根本不切实际，外面有些说法过于夸张，这样下去会遇到大麻烦。”全场一度静默，有人劝他少说几句，别给自己惹麻烦，但陈再道却表示：“说真话有什么错？难道不希望国家把事情办好吗？”

在分组讨论时，他继续表达批评意见，并被整理入会议简报。有人担心这些言论会被拿来作文章，但毛泽东明确表示，干部敢于说真话是好事，军队和百姓一致、军队内部团结才能有力量。这次发言看似微不足道，实则彰显了陈再道的思维原则：不随会场的氛围动摇自己的判断，遇到沉默也不改变观点。这种性格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显露。彭德怀客观反映问题后，庐山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变化，众多干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而武汉军区的讨论同样紧张。面对会场上的压力，陈再道并未顺势攻击彭德怀，反而称赞他在革命战争期间的贡献。记录员迟迟未动笔，陈再道不满地说道：“我说彭总做过好事，为什么不记下来？”

后来，有人悄悄拿着本子上门，想让他谈论彭德怀的“问题”，以为他只是碍于场合没有发言。陈再道听后，立刻将本子推开：“我可以和彭总讨论，但绝不能落井下石，更不会帮你们收集材料。”在他看来，战场上的争论是工作上的分歧，不应演变为政治攻讦。尽管彭德怀的意见表达得尖锐，动机却是希望军队和人民避免走弯路。虽然这一判断后来使他付出了代价，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坚持。

到1966年，他因肺病在北戴河养病，而后形势发生变化，他急忙回到北京，看望了徐向前。这两位红四方面军时期的老战友聊了许久，陈再道仍认为武汉军区的工作可以维持。但徐向前沉默片刻后提醒他：“这场风波迟早会波及全国，不能以为武汉没有问题。”当时陈再道并未完全理解这句话。然而到了1967年初，他在北京汇报武汉的情况时，公开质疑某些造反组织，称他们是一群“二流子”。这番言论迅速被视为对运动的不信任，加深了他与有关方面的矛盾。

随后的武汉局势愈发恶化，中央派工作组处理事宜。7月，武汉爆发严重冲突，局势一度失控。在7月26日的扩大会议上，陈再道受到持续批评，周恩来多次打断不实指责，试图维持会场秩序。然而，在会议休息期间，吴忠竟然当众给了陈再道一个耳光。此事迅速传到周恩来耳中，他愤怒拍桌：“闻所未闻，实在荒唐！”当周恩来赶到会场时，吴忠已经离去。这次掌掴事件并没有改变会议结果，陈再道随后失去了武汉军区的领导职务，被安排到江西一带劳动，那段时光并不轻松，然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这位老部下则给予了必要的支持。

到了1972年，经过韩先楚等人的劝说，毛泽东批准陈再道重新上任，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。经历了多年的风浪，他没有借此机会追究往事。1975年，在一次军队会议上，有人提到吴忠曾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，陈再道立刻站起来澄清：“是一个，一个就是一个。”这一句话意味深远。遭到掌掴的人不夸大事实，失势后也没有借机报复。对陈再道而言，耳光仅有一个，历史事实也只能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