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交替之际，有一桩令人愤怒的旧事，便是史书中一些薄弱的证据，却将一个屠刀的主人公奉为汗青中的伟人。在辽宁海城的尚家，每年清明节都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，更有学者声称此人“千古完人”，与岳飞相提并论。事情的是非曲直虽可探讨，但珠江底下数十万冤魂的惨痛历史，怎可用“顺应大势”来掩盖？尚可喜，出生于1604年的辽东，家族背景并不平凡，父亲尚学礼是明朝北方的军官，母亲则遭受后金的兵灾而去世。按照传统的理应，他该为父母报仇，却为何选择了投降。

在崇祯七年，也就是1634年，后金攻陷了旅顺口，尚家留在城内的女眷、族人和仆人数百人，为了不被敌人俘获，纷纷投井自尽。整个家庭一夜之间几乎毁灭，唯独他一人留在外。然而，面对如此仇恨，一般人极难释怀。而与此同时，孙传庭、卢象升等人即便身处更艰苦的境地，也未见他们向敌人低头。而尚可喜则选择了另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，他无法与东江总兵沈世魁和睦相处，出于对暗算的恐惧，他带着水师和万余辽东兵士，最终投诚于皇太极。这样的行为是主动叛降，而非被俘，皇太极因此非常高兴，出城迎接尚可喜，并赐予他军号“天助兵”，后来又封他为智顺王。

然而这一切却令人费解，屠杀其家人的敌人，竟成了他的新主子。有人为尚可喜辩护，称当时末党之争太过严重，他此举是为保全性命，但这并不可成立。历史上不少名将如史可法也曾守城自尽，何谈气节，成败乃是靠命相搏，绝不应视为交换。真正令尚可喜蒙羞的是1650年庚寅之劫。顺治七年，尚可喜已被封为平南王，与靖南王耿继茂共同指挥清军攻入广东。当年的二月，清军将广州围得严严实实，尽管城中南明势力顽强抵抗，仍然撑了整整十个月。至十一月初，广州城沦陷。在背叛的军队开门后，清军涌入。尚可喜随即下令屠城，理由是“广人负固”，即因抗拒太久而施以严惩。

这道命令自十一月初二至十四日，持续屠杀，毫不留情，老人、孩子、妇女皆成为了牺牲品。关于遇难者人数，《广州市志》和《番禺县志》均有记载，死者超过七十万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《鞑靼战纪》中也明确提到，当时珠江漂浮着尸体，河水数月浑红。乌龙冈的和尚们为收殓尸体而建起一个大坟，至今广州老城依然可以追溯到这一血腥历史。上下九的“十八甫”地名，传言正是来自那十八条被屠杀的街道；越秀区的“谢恩里”，则是因一位清军官员救下幸存者而得名。海幢寺的幽冥钟每然都为冤魂超度。这些不仅仅是野史，而是确凿的证据。

不仅仅是广州，尚可喜的血腥记录延续至其他城市。同年早些时候，尚可喜与耿继茂联手攻克潮州，而之前攻陷南雄和韶关的过程中，亦是杀戮遍地。翻开《清史列传》和《平南王元功垂范》，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。只是清朝修史时，却将这一切含糊其辞，一句“克城”“定粤”就将残酷印象抹去。再来看他后半生如何伺候新主，镇守广东长达二十六年，尚可喜小心谨慎，收商税、开海禁，将广州的外贸牢牢掌握，积累了巨额财富。

康熙十二年，三藩之乱爆发，吴三桂在云南起兵，耿精忠在福建响应，唯独尚可喜请求撤藩，主动回到辽东养老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一种体面的选择，然而他的儿子尚之信不满，将父亲禁足八个月，最终也选择了反叛。康熙十五年时，尚可喜在广州去世，享年七十三。康熙帝给予了他“恪守臣节”的称赞和“敬”字的谥号，准许他葬于海城的文安山，这一荣誉在清朝汉臣中颇为罕见。然而这样的荣光并未维持多久，时至乾隆四十一年，清朝开始整理《钦定国史贰臣表传》。乾隆帝亲自批示：所有背叛前朝、投降于本朝的汉官，无论功劳多么显赫，皆视为“贰臣”。尚可喜与孔有德、耿仲明、洪承畴、祖大寿一同被列入，终其一生忠心耿耿，却在历史的翻卷中被视为失节者。

这一反转显得格外讽刺，乾隆的智计也相当高明：天下稳定，要树立忠义的榜样，即便当年靠这些人打下江山，也要将其摆到反面的历史教材位置。尚可喜一生所挣来的“平南亲王”和铁帽子王的头衔，至今只留下两字——贰臣。

去掉后世给予的滤镜，这个人身上有三大永久性的污点：首要的不忠，明朝薪水供养，却因私怨反叛；其次的不孝，亲人与家族死于敌手，却选择向仇人屈膝；最后的不义，为让新主安心，竟将刀刃转向自己的同胞。文天祥与张苍水等人的名字，正如一面镜子，以此对比，尚可喜的选择显得更为可悲。这个话题在2026年重新被提起，正值抗战胜利81周年之际。去年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，各地纷纷重申对历史真相的维护。